多年来，徐德江在语言文字学界散布了许多错误的言论，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遭到语言文学学界的强烈反对。本文对徐德江的伪科学的种种表现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揭露和批判。
一、对徐德江炮制的伪科学必须揭露批判
1992年，徐德江自费出版的小册子《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违背了语言学的起码常识，败坏了我国学术的声誉，为此我发表了几篇文章（均收入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批评了该书的种种谬论。由于这类问题关系到精神文明建设和整顿学风的大事，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批判徐德江的错误。
关于自然科学界（更不必说社会科学界）是否存在学术骗子的问题，何阼庥院士主编的《伪科学曝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已经做了很好的回答。书中不仅对伪科学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揭露和批判，而且还点名指出某些人就是骗子。该书第30页龚育之的文章说：“对有意的骗子，不能靠说理”，第102—103页《工人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说：有些人“以伪科学欺世盗名，图利骗钱，把科学殿堂搞得乌烟瘴气”，这些“骗子趁机将人们的轻信与愚昧筑成神奇的灵堂”，第312－318页何阼庥和另一位作者写的《关于“伪科学”问题的一段有趣对话》，论述了批判伪科学的必要性：“反对者：我想对伪科学最为合适的一种态度，那就是‘不必理它’，因为它不可能影响真正的科学。作者：不！它会对科学造成真正的损害，这已有不少例子。”
对于徐德江的伪科学，语言学界也有个别人持上述反对者的态度。他们没有看到，徐德江的谬论已经通过他任实际主编的私人刊物《汉字文化》和某报海外版扩散到海外，还渗透进小学和幼教界。例如徐德江的错误百出的文章被收进《小学新实验课本·语文》的教学指导文选（见《教学实验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坑害着成千上万的小学和幼儿教师，由此将会误导更多的小学生和幼儿。徐德江不学无术，竟然担任《新汉语文教程》顾问、《小学新实验语文课本》系列教材顾问、《幼儿听读游戏识字》系列教材顾问。他还为《0到3岁科学汉字教育》系列教材写前言，说什么“纵观中国和世界上汉字汉语教学的情况，不科学的汉字汉语教育居多”。他和另一个人还主编了《新语言学概论》、《新现代汉语》，要“编制科学的外国人学习汉字汉语的新教程，最后再看手编写新的中学语文教材”。在徐德江看来，在他的干预下，“真正具有中国特点的、科学的汉字汉语教学体系，将逐步较完整地建立起来”。徐德江居然想由他来改造从婴儿到大学的全部汉字汉语教学体系。《汉字文化》1996年第3期发表署名“江澜”的文章，对中国语文学界和语文教学界进行攻击：“当今语文界仍是‘文改派’一统天下”，“时至今日，这些食洋不化的先生们仍然把持着制定语文教学大纲，编写语文教材，评估语文教学大权，继续为害语文教学”，“由于语文教学的长期失误，中华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几乎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徐德江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扩散他的那些谬论，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学术声誉。因此，我们不应该对他不予理会。
徐德江在“首届婴幼儿、小学科学汉字教育研讨会”上自我吹嘘：“关于‘科学汉字教育’，特别是‘婴幼儿科学汉字教育’的理论问题”，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以及《汉字文化》、《大众优生》、《中国校外教育》等杂志和《腾飞》报上，已经多次阐述了。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也做过报道，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和天津教科院多次反复编写的教学参考书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其实，他的“论述”全是一派胡言。例如，他反复宣传：“婴幼儿识字，只认不写，比学说话还容易。”这是违背客观事实的谬论。美国著名汉学家德范克教授和梅维恒教授等人指出：徐德江“轻率地作出耸人听闻的学术结论，是对学术的不尊重和欺骗；后果常常是给研究带来混乱和浪费”。
徐德江说：“婴幼儿三岁时，……是学习口语文字的最佳期。”这又混淆了语言和文字的区别。婴幼儿有学习语言的天赋，但学习文字时，成年人远远胜过婴幼儿。徐德江经常谈“口语文字”，说要建立“口语文学”，将它叫做“新语言学”，这更是语言学和文字学根本不存在的概念和和术语。徐德江经常分不清语言和文字的界限。
徐德江说：“汉字是比图画、积木、魔方更巧妙的智力开发玩具。这已为中外科学教育的大量事实和语言、文字、生理、心理、教育等最新理论所证明。”这更是无中生有，信口开河。
徐德江在《0至3岁科学汉字教育》系列教材前言中说：“纵观中国和世界上汉字汉语教学的情况，不科学的汉字汉语教育居多。”徐德江竟然一口否定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汉字汉语教学。他把以往的汉字汉语教学一棒打死，目的只是为了抬高目已。徐氏说；“我们当前正处于一个由不科学的汉字汉语教育向科学的汉字汉语教育转变的时代”，“当前人类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学理论正处于历史性大变更的过渡时期，即由西方人建立的人类语文理论的第一阶段，向东方人建立的第二阶段发展”，徐氏的这番话，显然暗示所谓的“第二阶段”是由他开创的。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倒显出了一副大东方沙文主义的面孔。
徐德江《汉语文教学的症结与出路》和《突破目前语文教学窠臼的根本途径》中说：“婴幼儿识字（只认不写），不仅比学话（表达信息）容易，比学听话（接受信息）还容易”，“这已为事实、理论和实验所证明”。我们不禁要问：徐氏的所谓“事实”何在？所谓“理论”何在？其所谓“实验”的报告又何在？如果拿不出来，这能说不是骗人吗？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婴儿几个月就能逐渐听懂大人的一些话语，经过长期听话的积累才学会了说话。有哪个父母或教师会在教几个月的婴儿学听话和说话之前先让他们学汉字？
潘家挣院士指出：“当我看到各种形式的伪科学大行其道，占领市场和人们的心灵时，总不免从心底里发出一声长叹”，“对这种现象，全国人民，首先是知识界应该起来批判，正直的、权威性的……研究者和组织，应该义不容辞地参加到打假行列中来”，精神产品中的假冒伪劣现象比物质产品中的假冒伪劣现象的危害更加严重，它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把科学的殿堂搞得乌烟瘴气；它排斥、攻击真正的科学，形成文化的倒退；它扩散出去，败坏了国家的学术声誉，招外人嗤笑；它流传后世坑害子孙，使国人悲怆。在语言学界，我们决不能对徐德江等散布的伪科学言论听之任之。
二、徐德江伪科学的特征
《伪科学曝光》等书分析了伪科学的许多特征，这些特征在徐德江的言行中一应俱全。例如：
（1）要推翻某些已经科学地建立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
文字是用来传写语音的，这已是公认的原理，徐德江却硬说这是“违背客观事实的主观臆断”，说什么“以字形表音，也是以字形表义的一种”，因为“语音也是客观事物的一种”。在他看来，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就是义，因此任何一个音素都表示意义。众所公认的音和义的区别被他一笔勾销了。
语言学家在1888年就制定了一套科学地记录语音的符号——国际音标，徐德江在他的《语言文字理论新探》中说：“国际音标符号所表示的‘元音’中，都有一个辅音居于前”。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任何一个学过国际音标的人都能识别其说法的荒唐。
徐德江说：“俄语CTpaHa不是两个音节，而是四个音节：C、T、pa、Ha”。每一个懂俄语的人都能识别其说法的荒唐。徐氏将c、T、p、H这四个俄文字母的名称（有元音）同这四个字母所表示的辅音音素混为一谈，却还要强不知以为知，乱创“新说”，自然只能闹出笑话。
徐德江这些年来专门针对我国一些声望卓著的语言学家进行连篇累牍的攻击，他想推翻已经科学地建立起来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的谬论比比皆是，我在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中已经进行了批判，这里不再重复。马丁·加德纳《伪科学的时髦与荒谬》谴责伪科学的炮制者“肆无忌惮地攻击举世公认的大科学家和确定无疑的理论”、“固执己见地竭力反对那个领域里公认的权威，即使到了山穷水尽，仍挖空心思，强词夺理。”徐德江的行事正是如此。
《伪科学曝光》指出：有一些人“不善甚至害怕从事严肃、严格、严密的科学研究，但又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廉价地作出科学上的重大发现而一鸣惊人”，这正是伪科学的炮制者们轻率地否定众所公认的科学原理，专靠标新立异而沽名钓誉的动机。
（2）自吹自擂。
马丁·加德纳《伪科学的时髦与荒谬》中说伪科学的炮制者们的特征之一是“孤家寡人，异常狂妄”，“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徐德江也是如此，他认为“现代语言文字理论尚处于片面、幼稚的阶段”，吹嘘其《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标志着“人类语言的基础理论……正由（西方人建立的人类语文理论的）第一阶段向（东方人建立的人类语文理论的）第二阶段发展”，“在人类语文理论发展史上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将自己的荒谬言论称为“徐德江公式”、“徐德江理论”、“徐德江学说”，“必将引起语文理论体系和语文教学体系一场带有根本性的革新”，说他的“论著……代表当代语言文字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在“普通语言学”前面加上了“徐氏”两字。他对俄语仅知皮毛，对英语一窍不通，但他在《汉字文化》1991年第1期上转载朱曼华吹捧他的文章，说“徐氏既熟谙中国语文研究发展史，又熟悉世界上现存的形态语言中最发达的俄语和俄文的现状，这就为他架设当代语文理论体系大厦提供了两种最典型的材料”。“徐氏的语文理论框架不独是重新认识汉语、俄语、英语筹六语种的向导，恐怕也会为其他语种的研究铺评道路”，“徐氏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是有目共睹的，是令人尊敬的，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徐德江还在《汉字文化》1990年3期第61页发文称他为“汉语文大师”。
徐德江还要建立所谓一新“语言学”，他在《汉字文化》1993年第3期上发表了他给别人写的一封信，其中说：“我们准备在北京举办系列‘新语言学研讨会’，即以《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为中心，邀请开拓型的学者进行全面、深入的研讨。”
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说：“这个人用吹号打鼓来吹嘘自己的手艺和商品，不亚于最鄙俗的市场的叫卖者，而在他的那些大字眼后面却是空空如也，一无所有。这个人竟敢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的人叫做江湖骗子。他们当中最渺小的人和杜林先生比起来也还是巨人。确实有江湖骗子，但是是谁呢g”这些话对于当今的学术骗子们仍然是适用的。
（3）假冒高级职称
购买或假冒高级职称而骗取虚名，也是伪科学者们常用的伎俩之一。徐德江于1995年决定给复旦大学人文学院3O万元人民币（每年两万元，分十五年支付），该院即授予他“客座教授”头衔，遭到教师们的一致反对，复旦大学校长办公室遂正式发出通知，不承认徐德江为该校的客座教授。徐德江在《汉字文化》杂志上自称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学系客座教授”，其名片上也印着“多伦多大学东亚学系中文组客座教授”的职衔。针对这一假冒行为，多伦多大学该系主任正式发表声明：“根据对我系人事档案的全面核查，我得知，徐德江在我系并无任何正式职称或身份。”徐德江在《汉字文化》上更是经常打着“教授”、“研究员”的旗号。在韩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徐德江冒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该院正式声明。称该院根本没有徐德江其人。
（4）拒绝接受批评。
由于底虚，伪科学的炮制者们都不能正确地对待反对意见，拒绝接受有根有据的批评，甚至用起诉的手段对抗和逃避批评。吕叔湘等148位语文工作者发表了名为《语文工作者有责任对伪科装进行揭露和批评》的声明，徐德江在《汉字文化》上说这是对他进行“辱骂”。从1993年以来，我发表了十篇文意，严肃批评徐德江的伪科学，徐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向法院起诉我和刊登过我的文章的西安外语学院学报，说我们因犯了他的“名誉权”。向我们索赔20万元。对于批评过他的许多学者（这些学者的部分文章收入了尹斌庸，苏培成主编的《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华语教学出版社，1994年），他更是大骂他们为“流氓无产阶级”、“宵小恶人”、“斯文扫地，权而无威”、“千古罪人”，把他们的批评文章称为“学术赝品”、“恶劣货色”、“表现了恶劣的文革遗风”等等。
伪科学的炮制者们对抗科学的批评时，常用的一个手法是宣称他们是不从原理和常识出发。徐德江歪曲地引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作为他对抗批评的挡箭牌，我在《不要张冠李戴、断章取义、颠倒黑白！》一文中已对此进行了剖析。徐德江不断地把索绪尔这位“现代语言学之父”误称作“语言学之父”，这难道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他的谬误吗？
（5）借助名人效应虚张声势
伪科学的炮制者们由于在学术界找不到支持者，便借助名人效应来虚张声势，寻求学科之外的支持。国内有不少语言学会，没有一个学会要徐德江参加；国内有许多语言学学刊物，也没有一个刊物发表过他的文章。他唯一能发表文章的地方是由他任实际主编的《汉字文化》，他的两本小册子也是靠自费出版的。除少数几个人之外，徐德江的谬论在语言学界找不到支持者，受到了冷落和鄙视，他只能借助一些语言学界以外的人来虚张声势。有的名人早已声明不再支持他，他却故意在《汉字文化》的封面上登他们的言论和照片，想给读者造成假象。
徐德江冒充黎锦熙的不一般的弟子，让人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说他是“理解黎锦熙、郭绍虞、唐兰、吕叔湘、高名凯……等我国语言文字权威学术思想的最好学生之一”。《汉字文化》1990年第4期上发表署名“羊城”的吹捧徐德江的文章，在黎锦熙的名字后面还加上了“王力”。
徐德江声称黎锦熙和郭绍虞对他的著述进行过高度的评价，根据只是他到过黎先生家，黎先生给过他几封信，郭先生曾为他的当时尚未出版的小册子题写过书名，还为他写过条幅。两位先生已经故去，这类交往能作为人家对他的著述予以高度评价的证据吗？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徐德江在《汉字文化》1997年第2期第56页上竟说他于1986年和1992年出版的两本小册子“得到”了郭绍虞（1986年故去）、朱星（1982年故去）、刘世儒（1980年故去）的”高度评价”。莫非徐德江听到了这三位学者从坟墓中发出的声音？
徐德江在语言文字学界受到冷落，只能在《汉字文化》上刊登本学科以外的名人或非名人谈语言文字的外行文章。例如1997年第1期转载的一篇文章（第35页），在甲骨文、钟鼎文等前面加上了“壁书”，作为汉字演变的第一阶段；在象形、指事、形声等六书前面加上了“初文”，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形象视觉为第一性”。在《汉字文化》1997年第2期转载的文章中居然出现了“拼音语系”这种严重混淆文字和语言的生造概念。这些荒诞的说法却能刊登在徐德江主编的《汉字文化》上。我们并无意否定这些文章的作者在其本领域所获得的成就，而只是想以此说明徐德江根本不具备一个学术杂志编辑人员的最低水平，他自己就是一个对语言文字之学一窍不通的外行。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David Moser指出：“按照科学法专家的定义，搞伪科学的人都是被人们排在科学领域以外的人。徐德江自称为‘教授’，但他没有任何证明。他自称为‘专家’，然而没有接受任何正规的语言学教育”。正因为如此，徐德江在《汉字文化》上发表自己和他人的许多错误百出的文章，就在情理之中了。
徐德江还歪曲某些国际会议的性质，为自己的错误观点张目。他将在汉城举行的“汉字文化圈内生活汉字问题国际研讨会”说成是“汉字优于拼音文字”的会议，这并不符合事实。《汉字文化》1993年第3期选登了该会的论文，其中韩国汉字教育振兴会会长李在田的文章就高度称赞了谚文这种拼音文字的优点，并且客观地指出：“世界上没有一种只具优点或只具缺点的文字”，其最后的结论是“国、汉字（国字指谚文）并用势在必行”，并没有说汉字优于拼音文字。徐德江的错误说法不仅是非科学的，而且还伤害了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的感情。
（6）把自己打扮成提出新思路的开路先锋，遭受“迫害”的伟大人物；利令智昏，胆大妄为
徐德江在各种会议上都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捕入狱数年之久，是因为他反对汉字改革要走拼音道路的方针。事实是：徐德江于1973年12月在北京散发他的造反宣言《砸碎语言学研究中的唯心论与形而上学的锁链》，第36页上明确地说：“文字必须走拼音化的方向”。在《汉字文化》1989年第4期59页上，徐德江承认自己曾是“文改理论的虔诚信奉者、积极的宣传者和实行者”。在 1991年第 2期封四上，他说他“曾是‘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拉丁字母万能论’的虔诚信奉者”。
徐德江的头衔有“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副所长”、“《汉字文化》杂志社副社长兼副主编”，“《文字与文化》丛书副主编”、“加拿大汉字教育与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其实，这些招牌都是他的同一个皮包公司的改头换面而已，其用心是将自己打扮成伟大人物，招摇过市。
《汉字文化》1995第 4期发表的文章说道：“我不由得感到庆幸：亏得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在当地居民中推行‘皇民化’政策时是强迫学习日文，而不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否则成效定会大不一样，不仅能从载体上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而且能使他们看到汉字在情绪上就感到心烦和厌恶。”“侵略”被说成“占领”，该文作者为此还“感到庆幸”，其民族立场大成问题。
（7）使用生造的术语和概念，故弄玄虚，欺世盗名
《伪科学的时髦与荒谬》指出伪科学的炮制者们“写的文意往往尽量用冷僻、甚至生造的术语，用不符合语法习惯、读起来拗口且令人费解的句子。他们用艰涩难懂来乔装深奥，以新概念、新术语代替新思想，故弄玄虚，欺世盗名”。这些话可以看作是对徐德江一类人的生动写照。我在《语言和文化评论集》中已列举了徐德江在这方面的许多表现。
（8）引朋呼类，摇唇鼓舌，欺骗世人
徐德江为了拉帮结派，竭力在中青年人身上打主意。为他们中追随徐德江的三个人出版精装的论文集，给他们发奖，给他们加上徐氏自己炮制的种种荣誉称号。徐德江让他们中的人写文章吹捧他，为他编纂《走向新世纪的语言学——庆祝徐德江教授60华诞论文集》 （此书因遭到语言学界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出版。为此书提供过论文的大多数作者事先并不知道此书是祝寿文集，是上当受骗，我们并无意指责他们。——今按，此书1998年在台湾出版）。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由于得到了徐德江的资助，便将不学无术的徐德江列为该辞典的顾问，还为他和他那错误百出的《语言文字理论新探》建立条目，吹捧该书“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该辞典的主编用笔名“羊城”在《汉字文化》1990年第4期吹捧徐德江说：“我们有理由为中国语言界有了（或者说是容得下）不怎么循规蹈矩的徐德江君而自豪”，对徐氏的《词结构新探》也予以无原则的吹捧。徐氏居然在《汉字文化》1997年第2期摘要刊出该文的许多肉麻吹捧徐氏的言论。挂靠在徐德江皮包公司下面的“中国语言文化学会”授予该辞典编著类著作一等奖。
要郑重声明的是，我们揭露该辞典主编的上述作为和徐德江资助该辞典借以吹捧自己的用心，绝无意否定整部辞典和其他编者付出的辛勤劳动。
三、结束语
《伪科学曝光》指出：“用科学揭批种种形式的伪科学，还其伪、假、骗、害的真面目。是当前科学向伪科学宣战的首要任务。”该书所收龚育之教授的文章指出：“现在在若干情况下，科学尊严的确受到践踏，科学精神的确受到进攻”，所以有必要捍卫科学的尊严。文章指出：1995年 9月召开的“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研讨会上提出了倡议书，其中“第一条是向科学工作者自身提出的，倡议科学工作者坚持科学特神，遵守科学道德，维护科学的严肃性、严密性和规范性。就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发表科学评价的意见，应该格外慎重。对尚未被科学界接受的假说，取认真研究、科学求证的态度。对违背基本的科学事实和规律，弄虚作假，借“科学”之名招摇过市的行为，坚决反对”。“第三条是向新闻出版和大众媒介工作者提出的，内容包括不给迷信愚昧和伪科学的传播提供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