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春节刚刚过去，但人们的心情还徜徉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中。2010年3月9日晚，来自于西子湖畔的浙江交响乐团在北京音乐厅，演出了一台精彩的音乐会——“春路雨添花”新春音乐会，给还沉浸在节日氛围中的北京观众送上了一件节日的礼品，给乍暖还寒的京城带来了一丝暖暖的江南春意。

浙江交响乐团是我国最年轻的交响乐团，2009年1月才由浙江省政府批准建立，至今仅仅一年有余。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其迅猛的发展速度和骄人的艺术成果，却着实令人刮目相看。这都得益于其有一个历史较为悠久的前身——浙江民间歌舞团管弦乐队。浙江民间歌舞团管弦乐队成立于1958年，后更名为浙江歌舞剧院交响乐团。50多年来，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进取，乐团的艺术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尤其是近年来，通过与国内、外一流的知名指挥家、演奏家的合作，其艺术水准达到了令人欣喜的提升。

此次北京之行，由特邀指挥著名指挥家张国勇先生执棒，携六部中外管弦乐作品进入北京音乐厅。

张国勇先生1983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1987年被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授予博士学位。现为上海歌剧院院长、艺术总监、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张国勇先生的指挥风格“简明自然且富有灵性，如火的激情与深刻的理性浑然天成，极具艺术张力”，是我国活跃在世界交响乐舞台的指挥家中的佼佼者。

    从“春路雨添花”新春音乐会的曲目来看，浙江交响乐团是非常精心的编织的。上半场由五部中国作品构成，而且这五部作品的作曲家、音乐风格、表现内容等，都与浙江这片美丽而丰腴的土地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体现出强烈的地域音乐文化特色。如：具有浙江东部地区锣鼓风格的《龙腾虎跃》，表现梦幻般的西湖美景的《西湖梦寻》，以昆曲音乐素材创作的《双星鉴》，以浙江地方戏曲婺剧的音乐素材创作的《三五七》，以及以描绘西湖四季更替、湖山相映的美妙音画的第一交响曲《西湖》。这极富亲情感染力的节目设置，使得观众在仅仅看到节目单还没有听到音乐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音乐的感情与情境中去了。下半场为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第一交响曲》。此交响曲原标题为《泰坦》，由于泰坦是希腊神话中的巨神族，因此第一交响曲又称为——《巨人》。由此，整场“春路雨添花”新春音乐会，既给北方观众带来了浓郁的吴越文化，也突出体现了中、西音乐文化的碰触与融合，使音乐会产生了一种“多元文化”交织与对照的音响环境，给观众创造出极其广阔的审美空间。

一、经典民乐的全新演绎

在“春路雨添花”新春音乐会的节目单上，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两部由经典的民族管弦乐队改编成管弦乐队的作品，即《龙腾虎跃》和《西湖梦寻》。这两部民族管弦乐作品，都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一经首演，便在民族音乐界和广大的听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都成为民族音乐会上的保留节目。当一部已经成为经典的音乐作品，再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乐队类型重新编配，要想赢得同行和观众的认可，无论是作曲家还是编配者，都是需要勇气的，是要迎接挑战的。无疑，“春路雨添花”新春音乐会开篇的这两部改编作品，基本上赢得了同行和观众的认可，经受住了挑战。

民族管弦乐《龙腾虎跃》是被尊称为“鼓王”的已故著名打击乐演奏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李民雄先生创作的。最早是一首打击乐与乐队的民族器乐曲，1980年又改编为吹打乐。这首吹打乐《龙腾虎跃》，曾响彻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一直过了十余年，才于1991年重新配器为民族管弦乐的《龙腾虎跃》，并由香港中乐团在香港首演。

李民雄先生是浙江嵊县人，所以，他创作的《龙腾虎跃》的音乐材料源于浙江东部地区的民间锣鼓乐《龙头龙尾》，通过以各种手法变化、发展而成。乐曲最能唤起听众共鸣的并不是那些起伏的旋律，而主要是鼓乐的合奏段落，以及鼓乐与乐队的结合部分。尤其是长大的排鼓领奏的华彩乐段，令人不得不随之拍手称快。整体乐曲气势磅礴、欢快热烈，尤其是到了最后的高潮，群鼓与乐队交相呼应，此起彼伏，以极其强烈的音响，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由青年作曲家姜莹重新配器的管弦乐队《龙腾虎跃》，充分运用管弦乐队宏大而融合的音响，保留民族管弦乐队的配器织体，使乐队音响较之民族管弦乐更加具有震撼力。在保持民族打击乐的群鼓组合的基础上，加入了管弦乐队的定音鼓和大军鼓，既增强了鼓乐合奏的力度，又可以作为一种“媒介”，使民族鼓乐与管弦乐队结合在一起。管弦乐《龙腾虎跃》给人最大的印象是，民族鼓乐队与管弦乐队之间的不同文化属性的摩擦与贴近。

第二部作品是由李晓奇配器的管弦乐《西湖梦寻》，音乐会只选用了第一乐章“水月”和第二乐章“鱼乐”。此曲是根据已故作曲家钱兆熹的同名民族管弦乐重新配器的。

钱兆熹先生是浙江省歌舞剧院的作曲家，他的作品早已“飞”出了浙江，在国内外均享有较高的声誉。《西湖梦寻》是他1983年为民族管弦乐而作的。全曲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水月》，由四个部分结构而成，分别为“水摇星月”、“卓歌归舟”、“水中倒影”和“繁星闪烁”。四个部分就像中国年画的四扇屏，每一幅都是一个令人遐思的梦幻般的场景。音乐是运用西方现代音乐的作曲技法进行构思和创作的，利用民族管弦乐队的丰富的乐器音色，以点描式的“笔法”，描绘出波光粼粼、水月交融的西湖梦景。第二乐章为《鱼乐》。主题乐思以新颖的手法在各种富有个性的音色中跳跃、穿梭，就像是有着灵性的生命一样，栩栩如生。此乐章以其乐观的心态，对大自然给予了人性化的关怀。

管弦乐队的音色，远远不如民族乐队音色那样的多样化。但其宽广的音域、融合的音色、饱和的音响等，又是民族乐队远不能匹敌的。因此，管弦乐《西湖梦寻》，给听众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受。

笛子与乐队《三五七》，也是一部改编的经典的民族器乐曲。原曲是著名笛子演奏家赵松庭根据浙江地方剧种婺剧的唱腔、曲牌的音乐进行创作的。“三五七”是婺剧曲牌“乱弹”的句式结构，曲名因此而得。笛子与乐队《三五七》的笛子演奏，是由笛子大师赵松庭的弟子、著名笛子演奏家蒋国基担任的。其演奏技巧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形成了自己极富江南水乡情调的艺术风格。在《三五七》的演奏中，演奏家把乐曲粗犷而流畅的浙东乡土气息表现的淋漓尽致。尤其是采用唢呐的循环换气法演奏的散板，更加显得畅快自然、行云流水。

二、吴越文化的当下诠释

浙江的地域文化源远流长，1973年在余杭市河姆渡镇发现新石器时期遗址，在挖掘出土的大量文物中，发现了多孔骨笛，其中的七孔笛与我们常用的六孔笛非常近似，证明浙江的音乐文化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发展到一定的繁荣程度。浙江的地域文化属于吴越文化，其独特的自然景色、秀丽山水，赋予了此地的音乐文化的精致优雅、灵秀聪慧的特性。公元1136年，南宋朝廷为了躲避战乱而建都杭州，各地的文化理念、艺术精华在这里得以融汇贯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繁荣的文化艺术发展时期，也使吴越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与提升。浙江的音乐文化，受吴越文化的影响很大，一直到当代，这种特有的文化精神还在音乐文化中保留着、传承着。

在“春路雨添花”新春音乐会上，有两部青年作曲家的作品，就突出地反映了吴越文化在当下的音乐语境中所给予的人文观照。两部作品分别是，由王天明创作的《双星鉴》和由陈牧声创作的第一交响曲《西湖》的第二乐章《春》。

青年作曲家王天明，浙江舟山人，从小受到吴越文化的熏陶和影响。1989年考取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打下了良好而扎实的作曲技术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功底。1994年毕业，分配到浙江歌舞剧院。在时间不长的几年里，创作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瞠目的奇迹。除了民族管弦乐《双星鉴》外，还有弦乐合奏《女宫二黄》，民族管弦乐《春闺梦》、《弦乐队序曲》等等。通过“春路雨添花”新春音乐会的节目单上作曲家的介绍，更进一步了解了王天明在音乐创作中，受到吴越文化影响的“路径”。还在大学就读时的2003年，就为越剧《流花溪》和《日落日出》作曲，并获得了浙江省第九届戏剧节优秀作曲奖和配器奖。越剧无疑是吴越文化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文化符号”，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王天明灵魂深处的吴越文化情结，是多么的炽烈。

《双星鉴》中的“双星”，即牵牛星与织女星，对双星的描写在古诗词中常有出现。如杜甫《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诗：“相如才调逸，银河会双星”和马祖常《拟唐宫词》：“银河七夕度双星，桐树逢秋叶未零” 等。作曲家以双星为音乐形象，是想通过牛郎与织女的感人故事，讴歌人间美好的爱情生活。

管弦乐《双星鉴》是王天明根据本人的同名民族管弦乐改编的。音乐主题源自于昆曲的音乐素材，其行云流水、荡气回肠的旋律线条，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尤其是在乐曲中部，小提琴与大提琴的“对话”，将情侣们相互倾慕、互诉情肠的婚誓场景，表现得惟妙惟肖，感人至深。昆曲是吴越文化极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存，已有六百年的历史，有“百戏之祖”之美称。在青年作曲家的的笔下，以昆曲的音乐材料创作管弦乐，突出的体现出吴越文化在当下音乐创作思维中的重要意义。

浙江交响乐团驻团作曲家陈牧声，出生于浙江金华，与王天明一样，从孩提时期就接受着吴越文化的熏染。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毕业后，2000年开始旅居欧洲。2000年——2004年就读于日内瓦音乐学院并获得高级作曲文凭。其作曲成就在欧洲各国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年轻一代最受瞩目的中国作曲家之一”。但无论是在欧洲接受的异族文化的教育多深，还是其作品受到欧洲观众的何等程度的追捧，陈牧声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从始至终流淌的是饱受中国文化、吴越文化滋养的殷殷热血，并“浇灌”着自己每一部音乐作品。如《牡丹园之梦》、《云南随想》、《禅》、《南柯梦》等等。如果说这些作品都使观众感受到浓郁的中国气息，那么，《第一交响曲》更是将吴越文化精髓在音乐中的渗透发展到了极致。我们从乐曲的以下几个方面作简单分析便会深刻的感受到。

第一，陈牧声第一交响乐的标题为《西湖》，将所要表现的全部内容划入了一个特定的地域文化范畴。第二，四个乐章分别用四季来描绘西湖的景色，将西湖——这个代表着吴越文化的典型符号得以进一步深化。第三，作曲家以古今四首描写西湖四季的诗词作为创作依据，将人文观照的视域得以放大。第四，在音乐主题的形象塑造方面。仅以“春路雨添花”新春音乐会所演出的第二乐章《春》为例，由青年抒情女高音歌唱家陈小朵那透明飘逸、极具穿透力的音色和细腻的情感处理，与管弦乐队之间如影随形、若即若离的交流，那如吟如诵、或歌或咏的幽幽之古风，将唐代诗人白居易《钱塘湖春行》诗意，表现得尽善尽美：

孤山寺北贾亭西，

水面处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

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

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

绿杨荫里白沙堤。

三、迥异风格的准确解读

“春路雨添花”新春音乐会的曲目选择，可以说是风格迥异。上半场虽说都是中国作品，而且都是对浙江人文风情的描写，但音乐风格却是极其多样化的。如《龙腾虎跃》的炽烈、粗犷；《西湖寻梦——水月·鱼乐》鲜明的现代音乐的个性化语言；《双星鉴》那典型的昆曲音乐风格；《三五七》那浓浓的乡土气息以及第一交响乐《西湖》如诗如画的美妙情境。风格多样化音乐作品，给观众带来了多姿多彩的审美感受。但作为乐队的演奏，却是一个不小的课题和考验。要想准确的解读各种不同风格的乐曲，就要深刻的理解每首作品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包括作曲家的创作特点、作品的创作背景、音乐的写作手法以及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与形象。同时，要在指挥家的引领下，进行细腻的处理。很显然，浙江交响乐团的演奏，基本准确的把握了作品的风格，得到了观众的认同。许多地方的处理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龙腾虎跃》民族鼓乐队的华彩乐段；《西湖寻梦——水月·鱼乐》中乐器音色的转接；《双星鉴》中大提琴与小提琴的娓娓诉说；《三五七》中笛子与乐队的交流；《西湖》中女高音与管弦乐队的对话等。

“春路雨添花”新春音乐会的下半场，是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第一交响曲》。马勒是欧洲浪漫主义重要的作曲家之一，据说他的第一交响曲是由于受到德国作家约翰-保罗的一部小说《泰坦》的影响而写的。泰坦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族，因此也把第一交响曲称为《巨人》。第一交响乐的第一乐章那田园诗意般的乐思是对大自然的赞美；第二乐章像一幅世间的生活风俗画一样的谐谑曲；第三乐章的忧伤、厌世的复杂心理状态；第四乐章那与贝多芬式的“命运”相搏斗的宏大场景。乐队在演奏这部世界经典交响乐时，情绪饱满，神情专注。体现出每位演奏员对大师的崇敬，基本上把握了作品的风格。但对第一交响乐中空灵音响的控制与宏大音响的张扬还做得不够，对异域风格的认知还有些许欠缺。

聆听“春路雨添花”新春音乐会，感受到浙江交响乐团无论是演奏技巧，相互配合，还是音乐表现，情感处理等方面，都体现出一种严肃认真、全身心投入的精神，这种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它使观众对演奏员们肃然起敬，它拉近了观众与乐团的距离，并引领领着听众和演奏者们一起去创造音乐。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一支年轻的交响乐团所蕴含着的无限的发展潜力。我们祝贺浙江交响乐团“春路雨添花”新春音乐会演出成功，相信这支年轻的交响乐团会不断的进步、不断提升，并创造出一个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