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千古一帝,为唐代第二位君主,高祖李渊之次子。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四岁时曾有相面先生预言说,此子将来必能济世安民,因以为名。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年仅十六岁的李世民应募勤王,崭露头角。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李世民随从来到晋阳(今山西太原)。 

  这时隋政已衰,天下大乱,李世民便广交英雄豪杰,积极招兵买马,准备举兵反隋,夺取天下。他的密友、晋阳县令刘文静因受瓦岗军首领李密株连,被捕入狱。

李世民以探视为名,与他在狱中拟定了召募兵士、西入关中、创立帝业的起兵计划,并通过隋晋阳宫副监裴寂将这个计划转告给了李渊。李渊在晋阳起兵以后,李世民与其兄李建成分统左、右两军,并肩作战,于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攻克长安。唐朝建立后,李世民以功被拜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李世民实为唐王朝之开国皇帝。  武德元年(618)三月,盘踞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薛仁杲父子率部进犯关中,李世民奉命率兵征讨。将其击败。薛仁杲投降后被处死。

  武德二年(619)十月,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北)人刘武周叛乱,率众南下,相继打败了李元吉、裴寂等唐将,几乎占领河东全境,关中震动。唐高祖准备放弃河东,谨守潼关以西。李世民主动请缨,并率兵三万,东渡黄河,一举击败了刘武周的精锐部队宋金刚部,并收降了骁将尉迟敬德和寻相等。接着,李世民又麾军北进,终于在武德三年(620)四月歼灭了刘武周,收复了河东全境。

  同年七月,李世民率兵挺进中原,势如破竹,相继收复了河南的多数郡县,将隋朝的残余势力王世充围困在洛阳孤城之中。接着,又果断地采取围城打援的作战策略,生擒了窦建德,迫降了王世充,相继平定了隋末以来两个势力最强的领袖。

  李世民在平定末民变领袖时,表现他出众的才能,使高祖就帝位继承人的问题大伤脑筋。同时,在战争的过程中,李世民得到了一班能征善战、谋略过人的部下,如敬迟敬德、李靖、房玄龄等,这样大大加强了秦王与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的能力,终使两人的帝位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秦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在宫城的北面玄武门内,一举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这就是「玄武门之变」。两天以后,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禅位而为太上皇,李世民登上帝位,是为唐太宗。第二年年初,唐太宗改元贞观。

  就在玄武门之变后,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朝内乱,大举入侵。太宗遣尉迟敬德出战,大败突厥。未几,颉利又再入侵,到达渭水便桥,并遣使臣到长安示威。太宗于是亲率六骑到渭水,与颉利隔河相会,数颉利背弃盟约,这时唐朝大军亦陆续到达。颉利见唐军军容鼎盛,以为无隙可乘,于是于太宗议和,随即北归,此即为「便桥会盟」。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在论功行赏时,将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的功劳列为第一,并任为宰相,执掌朝政,引起了他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和骁将尉迟敬德的不满。他们自恃战功显赫,资深位高,口出怨言,扰乱庆功秩序,甚至还挥拳打伤前来劝解的任城王李道宗的眼睛。于是,诸将争功,大吵大闹。对此,唐太宗声色俱厉地对李神通说:「叔父虽在义旗初起之时,有首倡之功,但后来却在同窦建德和刘黑闼的两次作战中,一次全军覆没,一次望风逃窜。玄龄、如晦运筹帷幄,安定社稷,论功行赏,理当第一。你虽是我的叔父,国家贵戚,但却决不能以私恩滥与功勋之臣同赏!」接着,他又对尉迟敬德说:「我以前在读《汉书》时,看到汉高祖时的有功将领很少有保全性命的,常对高祖心怀不满,因而想引以为鉴,有意保护功臣,不使其子孙断绝。但你却经常居功自傲,触犯法律。我今天才明白汉初大将韩信和彭越等人的受戮被杀,家破人亡,并非是汉高祖的过失。国家大事,只有赏罚两种。非分之恩,不可兼行,你要自珍自爱,免得将来后悔。」李神通和敬德听了这番警告以后,当即表示悔过自新,这场争功风波很快便得到平息。接着,唐太宗又将原太子李建成的属官王珪和魏征等人,赦而不罪,委以重任,让其参掌朝政。

  不久,宰相封德彝鉴于有些折冲府的兵源不足,便向唐太宗建议将不到参军年龄的中男(唐初十六岁为中)体格健壮者简点入军。唐太宗当即表示同意,并令中书省起草诏令,送门下省审议后,交尚书省执行。但当这一诏令送至门下省时,专门负责签名盖章的门下省官员给事中魏征却拒不签字,中间虽经多次交涉,均未成功。最后,封德彝只得向唐太宗作了如实汇报。太宗听罢大怒,立即派人召来魏征:声色俱厉地说:「简点健壮中男入军一事,是我已经同意的。这件事究竟与你有何干系,竟这样固执地不肯同意,我真不明白你这是甚么意思?」魏征郑重地回答道:「我听说竭泽而渔,并不是打不到鱼,但明年无鱼;焚林而猎,并不是捕不到兽,但明年无兽。如果将中男简点入军,那么这些人原来承担的租赋杂徭,将何取给?并且兵不在多,关键在于如何训练。如果训练得法,人百其勇,何必凑数?」接着,还一连列举了唐太宗即位以来失信于民的二三件事。最后,还严厉指出,如果常此以往,怎能取信于人!唐太宗听后,沉吟半晌,终于诚恳地说:「我没有深思熟虑,竟犯了这么大的过失。如果长此以往,还能求得天下大治吗?」遂立即下令停止简点中男,并给魏征赏赐了金瓮一口。

  贞观四年(630)三月,唐将李靖、李绩大败突厥,俘其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唐朝的版图扩大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北,原属突厥的部落有的北附薛延陀,有的西奔西域,其余投降唐朝的尚有十多万人。如何处理这十多万突厥降众,唐太宗召集朝臣商议。大多数朝臣认为:北方的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严重边患,今天有幸将其灭亡,应该将他们全部迁到黄河以南的内地居住,打乱他们原来的部落组织和结构,分散杂居在各个州县,引导他们耕种纺织。这样,就可以使原来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变成易于制服的内地居民,使塞北之地永远空虚。亦有人提出,少数民族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向来如此。应该将他们驱赶到莽莽草原之上,不可留居内地,以绝心腹之患。只有中书令温彦博力排众议,主张将突厥降众迁居到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居住,保全他们的原有部落,顺从他们的生活习俗,这样既可以充实空虚之地,又可以加强北边的边防力量。最后,还针锋相对地指出:「天子对万事万物,应该像天覆地载一样,无有遗漏。今天突厥在穷困潦倒之时归降于我,能将他们拒之于外而不予接受吗?」唐太宗很赞成温彦博的建议,并补充说:「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只有我对他们都是爱之如一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于是,他便在河套地区设立了定襄和云中两个都督府,统领突厥降众。对于愿意归附的各级酋长,都拜为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的少数族官员就有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了全部朝臣的一半左右,相继迁入长安居住的有将近万家。唐太宗的这个政策,很快便得到了周边很多民族的拥护和爱戴,他们纷纷将唐太宗尊为「天可汗」(意思为「像天一样伟大的领袖」),敬若神明。

    李世民的宗室,几代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李世民的祖母独孤氏为鲜卑人,皇后长孙氏的祖先为北魏拓跋氏,太子 - 后来的唐高宗李治就是长孙皇后所生,由于这一缘故,加上李世民的伟大胸襟,唐初并不过分歧视少数民族。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贞观八年(634),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贞观十三年(639),太宗以高昌王曲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高昌王病死,其子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贞观十五年(641)正月,唐太宗在吐蕃(西藏藏族的祖先)赞曾(即君长)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答应将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藏。松赞干布闻讯大喜,亲自从首都逻些(今西藏拉萨)来到河源(今青海鄂陵湖西),以子婿之礼接见李道宗。他看到中国的华丽服装和壮观的仪仗,十分羡慕。从此,吐蕃和唐朝结为甥舅关系,相互学习,友好相处。

  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太子李承干以谋反之罪被废,唐太宗遂将其第九子晋王李治立为太子,并对太子严加教管。在其吃饭之时,他便指着饭食对李治说:「耕种田地,春种秋获,都要经过辛勤劳动。只有爱惜民力,不夺农时,才能常有饭吃」;见其乘马,便说:「马能代人步行,节省体力,如果使用得当,不尽其力,才可以常有马骑」;见其乘舟,便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百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你将来就会成为君主,想想水与舟的关系,能不畏惧吗」;见其在树荫下乘凉休息,便说:「这棵树的躯干虽然弯曲,但经木匠的绳子量过以后,就可以锯成笔直的木板。作君主的虽然无道,但只要善于接受谏言,就可以成为圣明天子。」他并且还教训其它几个儿子说:「父亲疼爱儿子,这是人之常情,不用教导,人人自知。作儿子的能够忠孝两全,这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不听教诲,不遵礼法,必然招致杀身之祸,父亲虽然疼爱,也是无可奈何的。以前汉武帝死后,汉昭帝继位,燕王刘旦骄横跋扈,狂妄不服,霍光只下了一道诏书,就身死国除。作臣子的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学刘旦的样子。」据说,从此以后,这些龙子龙孙们都奉公守法,很少有人胡作非为。

  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以高丽执政泉盖苏文弒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丽。但东渡辽水以后,由于遭到高丽的顽强抵抗,唐军在安巿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久攻不克,加之气候转冷,草枯水冻,粮草不继,兵马难以久留,只得下诏班师。

  太宗在位期间,除政治、军事方面有卓越成就外,在社会、文教方面都有更张。在社会方面,太宗鉴于士族仍然垄断高官之途,为了平抑门第、为国家提供更多人才,太宗一方面命高士廉选《士族志》,以「立功、立德、立言」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无功德者一律除名;另一方面,承袭隋代的科举制度,以延揽人才。

  为了提供优良教育的环境,太宗建立了以国子监为首的京师学。包括在高祖时建立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太宗时建立的律学和书学,增建校舍,足以容纳二千名学生学习。又设弘文馆,专门供皇族及高级官员子弟入读,一时文教之风大盛,四夷君长都遣子弟来长安学习。

  同时,太宗又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他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隋末,在洛阳的隋代藏书在运住长安途中都于黄河,势余的只有一万四千部,约九万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馆,其中就藏书二十多万卷;太宗又认为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北两学,经学纷云,于是孔颖达加以整理,颁为《五经定本》,是为《五经正义》的稿本,成为科举考试提供了基本。史学方面,太宗立国史馆,编选南北朝及隋朝历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统,另一方面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贞观二十二年(648)正月,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对其谆谆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极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病死在翠微宫含风殿。同年八月,葬于昭陵(在今陕西礼泉东北)。

    唐太宗能任用贤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视民如子,不分华夷。开创「贞观之治」。是中国人千年称颂的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