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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安诗歌》的主要特征

东汉末年,建安时代(196——220),这二十几年间,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学等各个方面都有急剧的变化和发展,“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王粲、刘桢等“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有着鲜明的文学特征。

一、政治理想的高扬

    东汉末年的动乱,既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造就了建安诗歌具有高扬的政治理想特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已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的影响。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而不甘以文人自居。王粲、陈琳、徐幹、阮瑀、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服身世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登仙,甘心除国疾。”陈琳《诗》:“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就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点。

二、人生短暂和哀叹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幹、应玚、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十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文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刘桢《诗》:“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徐幹《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三、强烈的个性表现

建安时代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晋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建安诗人多高自标志,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仿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陈琳等人较为朴质,曹丕、王粲等人较为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

四、浓郁的悲剧色彩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曹操诗“悲凉”,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王粲诗“发愀怆之词”,刘桢诗“感慨深至”。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用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

总之,建安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时代,涌现了大量的作家、作品,特别是诗歌创作打破了汉代四百年沉寂的局面,后代的作家当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内容、反对形式主义的时候,往往以建安文学做为学习的典范。

posted @ 2007-07-24 13:10 雪在三月 阅读(732) | 评论 (0)编辑 收藏
 

感受错误

        从前,一位渔夫被人们尊称为“渔王”,因为他捕鱼技术高超。“渔王”有三个儿子,在他们刚懂事的时候,“渔王”就手把手地教他们捕鱼,为了让他们少走冤枉路,“渔王”教得很仔细,凡是长年总结出的经验,都教给了他们。然而,三个儿子长大后,捕鱼技术却很平常,为此,“渔王”百思不得其解,非常苦恼。

        一位老者听了,说:“你的错误很明显,你只传授给他们成功的经验,却没有传授给他们错误的教训。才能的培养,经验和教训各占一半!”

        呜呼!我们的学校教育,难道不像“渔王”么?不让学生感受错误,我们培养的只能是高分低能的“产品”。

posted @ 2007-07-24 13:08 雪在三月 阅读(72) | 评论 (0)编辑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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