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安诗歌》的主要特征

东汉末年，建安时代（196——220），这二十几年间，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学等各个方面都有急剧的变化和发展，“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王粲、刘桢等“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有着鲜明的文学特征。

一、政治理想的高扬

    东汉末年的动乱，既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造就了建安诗歌具有高扬的政治理想特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已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的影响。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而不甘以文人自居。王粲、陈琳、徐幹、阮瑀、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服身世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登仙，甘心除国疾。”陈琳《诗》：“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就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点。

二、人生短暂和哀叹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幹、应玚、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十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文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刘桢《诗》：“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徐幹《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三、强烈的个性表现

建安时代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晋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建安诗人多高自标志，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仿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陈琳等人较为朴质，曹丕、王粲等人较为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

四、浓郁的悲剧色彩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曹操诗“悲凉”，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王粲诗“发愀怆之词”，刘桢诗“感慨深至”。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用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

总之，建安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时代，涌现了大量的作家、作品，特别是诗歌创作打破了汉代四百年沉寂的局面，后代的作家当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内容、反对形式主义的时候，往往以建安文学做为学习的典范。

感受错误

        从前，一位渔夫被人们尊称为“渔王”，因为他捕鱼技术高超。“渔王”有三个儿子，在他们刚懂事的时候，“渔王”就手把手地教他们捕鱼，为了让他们少走冤枉路，“渔王”教得很仔细，凡是长年总结出的经验，都教给了他们。然而，三个儿子长大后，捕鱼技术却很平常，为此，“渔王”百思不得其解，非常苦恼。

        一位老者听了，说：“你的错误很明显，你只传授给他们成功的经验，却没有传授给他们错误的教训。才能的培养，经验和教训各占一半！”

        呜呼！我们的学校教育，难道不像“渔王”么？不让学生感受错误，我们培养的只能是高分低能的“产品”。